全民公费医疗是否可行？

今年初以来爆发的新冠疫情，被高层视为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大考，而最直接的考验对象，则是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——狭义的公共卫生是指疾病预防控制，广义的公共卫生则牵涉整个医疗体系。

疫情防控期间，从最初的舆论追问到之后的反思、建言，围绕疫情之后中国的公卫/医卫体系变革，意见纷纭：有批评“医改的十年是公共卫生倒退的十年”，有主张CDC(疾控中心)行政化，有建议全民免费医疗、加大力度建设公立三级医院和疾控实验室……而趁着“新基建”的浪潮，医卫体系硬件建设的新一轮热潮已呼之欲出。

中国的医卫体系究竟有哪些需要反思、补课的短板?疫后中国的医卫体系究竟该如何变革?经济观察报就此专访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专家、上海创奇健康研究院创始人、执行理事长蔡江南。

蔡江南1997年获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社会政策博士，之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卫生部工作过13年，参与过该州医改方案的设计。2003年SARS之后，他有机会被邀请回国做一些交流。2006年，蔡江南回国，先任职于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系，并参与2009年中国医改复旦方案的起草;后加盟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，担任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。2019年，他创立大健康行业智库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。

在蔡江南看来，医改在过去十年的重点投入领域为医院和医保，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相对不足;但2019年中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比重已达到6.6%，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阶段，这一支出水准“不高也不算低”，因此中国“更大的问题是，怎么把这个钱用得更有效率、更有价值”。而相较于医疗卫生的硬件投入，中国更应该重视软件、重视对人的投入和收入补偿。

此外，蔡江南认为，中国没必要层层设立疾控中心——中央和省级需要设立CDC，再往下，可以在卫生行政部门内设立相应的疾控职能部门;在更基层，疾控职责可以融合进医疗机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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